文丨唐凯兰

3月18日，澎湃新闻报道，广东清远阳山县一13岁男生侵犯8岁女童，警方不予立案并让其返回学校读书，引发关注。

当地派出所不予立案的原因是，涉案男生陈某未满14周岁。经媒体报道后，情况有所改观。阳山政府网3月20日发布通报，陈某已经被送到专门学校进行训诫教育，对受害女童进行劝慰，相关工作仍在继续。

在阳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本公告前，受害女童家属感到无法理解且不能接受的是，警方在确认强奸事实的前提下，不予立案。执法机关似乎对法办小恶魔没有动力，也没有既定的方案，只是听之任之。而且，事后陈某竟然像没事人一样上学去了，班主任说没办法，又不能不让他来。

从联合调查组透露的工作看，现在也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无非是因为受害女童家属不服现有的处理，舆论动静搞大后，陈某被送到专门学校，而且也只是“训诫教育”，此举到底有没有效果，目前仍是一个问号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相比于受害女童及其家属承受的灾难性后果，陈某去专门学校、接受训诫教育根本算不上惩罚。然而，这么点微不足道的“进展”，还是受害女童家属将事情“闹大”后得到的一点“回报”。

当然，警方不予立案不能说没有依据。按照2020年修改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，陈某虽然年满12岁，但所犯下的罪行不属于“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，情节恶劣”，最高检无法核准追诉。

而在年满14周岁可以负刑责的八宗罪行中，虽然有强奸罪，但陈某还有几个月才满14周岁。可以说，陈某是踩着年龄的硬标准犯案的。哪怕最低刑责年龄已经修改了，可真的拿他没办法，他逃脱刑事责任是一个令人无奈且悲哀的既成事实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受害女童家属除了表达愤怒，没有办法得到现有法律的支持。受害女童及家属、乃至社会所受的伤害，很难在法律上找到正义出口。

至于官方通报中“依法送至专门学校”，也让人心意难平。毕竟这里所谓的专门学校及训诫教育，且不说其内容如何，单说它被触发的程序就很不明朗。如果受害女童家属忍气吞声，陈某现在还在学校来去自如呢。这不免让人感觉，去专门学校不是一个正规的、必须的选项，不是小恶魔们违法犯罪后一个确定的去处，具有相当的随意性，其专门的矫正效果能好吗？

这些天来，校园霸凌事件接连出现，人们遍寻法律条文，发现根本找不到惩罚小恶魔的有力的司法手段。可当人们聚焦在专门学校这一矫正模式时，同样发现这个模式存在种种局限，有效性存疑。

去年3月份，最高检通报，2018年至2022年，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的未成年犯罪人数是7.1万人。而根据2023年底教育部统计数据，截至2022年，全国设立的专门学校才119所，在校生数8109人。两个数字比较，就能知道有多少小恶魔享有多大的罪行豁免。

即便送到了专门学校，要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？

按理想情况，一套有效的矫正程序是这样的：

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，先要问诊、验血、照片子，摸清病因才能对症下药一样，专业工作人员需要针对问题少年的个人特点和犯罪原因，科学制定矫正方案。中途定期对矫正对象进行面谈和考察，根据他们的变化，适度修改方案。矫正期满后，谨慎评估矫正的效果和再犯的风险，判断是否可以让其回归社会。

然而，更常见的现实是，很多专门学校师资匮乏，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缺乏闭环管理的条件。对于有没有矫正的能力和相应的程序，怎样考察矫正后的效果，以及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矫正等等，更是没有明确的答案。

这些天来，人们谈论、设想了很多惩办小恶魔们的立法、执法思路，提出了许多建议，或许短期内它们离触动修法程序还有很大距离，可在如此强烈、广泛的民意之下，行政人员、立法者和执法者还能无动于衷吗？还能假装现有的专门学校能担下所有“不予立案”的立法初衷与执法愿景吗？